3、《阿珍的故事》
出中華大樓，往前走幾分鐘，從路邊一間商鋪旁邊的樓梯上去，楊樂怡的目的地就到了。
華僑文化社辦公室不大，麵積在四十到五十平之間，裡麵有一間小辦公室，上麵銘牌寫著“主編室”。
外間兩兩相對擺著四張辦公桌，但員工隻有兩個，都坐在左邊的辦公桌上。右邊兩張辦公桌上麵則堆滿了雜物，當然也有不少未拆封的信件。
兩個員工，一個年齡三十上下，穿襯衣，戴眼鏡，瞧著挺斯文，正在看一份文稿。一個眉眼稚嫩，估計隻有十七八歲，正在整理信件。
先回應楊樂怡的是年輕的那個，他放下手頭的事，走近後先做自我介紹，再問：“你有什麼事嗎？”
楊樂怡同樣做了個自我介紹，然後說：“我想投稿。”
“你？！”
年輕人瞪大眼，上下打量楊樂怡，問，“妹妹仔你多大了？我們這裡是雜誌社，不是學校社團。”
楊樂怡問：“所以你們不接受未成年人投稿嗎？”
年輕人被問住，撓撓頭說：“那倒冇有。”
楊樂怡從斜挎包裡取出文稿，遞向年輕人說：“這是我寫的小說。”
辦公室並不大，兩人的談話都進了鄭鴻耳朵，原本他不打算管，接收新人投稿是阿興的工作，他的主要任務是從大量投稿中，篩選出認為不錯的文章。
但他正在看的這篇文章內容空泛，冇什麼趣味，他的注意力很快被兩人之間的對話吸引。楊樂怡話音裡的自信，讓他忍不住好奇她是否真對自己的作品這麼有信心。
於是不等阿興再開口，鄭鴻便開口說：“把稿子拿給我看看吧。”
阿興聞言不再遲疑，從楊樂怡手裡接過文稿，送到鄭鴻手裡。
楊樂怡也跟著走過去，站在離鄭鴻辦公桌不遠的位置。後者接過文稿，念出扉頁的文名：“阿珍的故事？”
話落看一眼楊樂怡，指了指靠邊靠牆擺放的長椅說，“你可以坐著等一會。”
楊樂怡應聲，走到長椅前坐下。
阿興雖然驚訝楊樂怡小小年紀就來投稿，但本性是個熱心人，怕她口渴，很快倒了杯茶過來，又安慰說：“你不要緊張，鄭哥人很好的。”
“謝謝。”
楊樂怡道謝，接過茶杯卻隻是捧在手裡，冇有喝。
其實像《華僑文陣》這樣的小型刊物，經常有學生來投稿，其中也不乏未成年。但在未成年中，楊樂怡年紀也夠小的。
而楊樂怡這個年紀的孩子，雖然從小就上華文學校，但這隻是補充教育，學期內隻每個周末上幾小時課。暑假課程能安排得充足一些，但華文要學的太多，這點時間依然不夠。
再加上學校教的雖然是國語，但老一輩會說的少，學生們回家後還是說粵語或者台上話。而到了學校，交談又以英文為主。
學習時間短，加上冇有語言環境，楊樂怡這一代的華人小孩，國語說得都不怎麼樣，更不必說華文寫作。
也因為這樣，來投稿的學生雖然不少，可過稿率並不高。
鄭鴻見過太多乘興而來敗興而歸的學生，雖然好奇楊樂怡哪來的自信，但對她寫的故事並不看好。
所以哪怕看到她遞過來的文稿厚厚一疊，粗略估計至少有三萬字，但他依然選擇讓她坐在一旁等待，而非回去等消息。
他認為，要不了五分鐘，他就能告訴楊樂怡審稿結果。
但鄭鴻再抬起頭，已經是半個小時後，他已經看完了全部文稿，劇情斷在關鍵點，像鉤子吊住了他的胃口。
抬頭時，他想說的是：“隻有這麼多嗎？後麵的內容呢？”
但當他看清椅子上的身影，發熱的頭腦便冷靜了下來，到嘴邊的話變成了：“這篇小說真是你寫的？”
楊樂怡起身說：“是我寫的。”
鄭鴻想說怎麼可能，雖然論文采，這篇小說談不上如何斐然，甚至他回想起來，都想不出文裡用過什麼成語或者俗語。
而他們報刊發行量雖然不大，但銷量一直很穩，在華文報刊行業小有名氣，長期合作的作者中不乏辭藻華麗，詩歌散文信手拈來的。
跟那些人比起來，楊樂怡投搞的這個故事，文筆實在不算什麼。
鄭鴻想不起這個故事用了什麼成語，但他能輕易回憶起，一些使用成語能讀起來更乾淨利落的語句。
憑這一點，可以看出作者國語詞彙量不足。
可能有人會想，詞彙量不足，這故事能好看？
但在實際寫作中，用詞精準與否，往往比詞彙量是否充足更重要。
簡短精煉是一種文風，辭藻華麗又是一種文風，大多數人很難兩頭都占，能在一方麵深耕足以。
楊樂怡送來的這本小說，文風冇有到簡短精煉的程度，但已經有了雛形。有些部分表達上雖然累贅了些，但完全冇有詞不達意的廢筆。
這種水平，彆說唐人街的新生代，就算國內是從小受著熏陶長大的孩子，在楊樂怡這個年紀也很難達到。
但小說作者華文詞彙量明顯不足這點，又讓鄭鴻有點遲疑。
因為楊樂怡這個年紀，確實可能詞彙量不足。至於她小小年紀用詞便如此精準，可能是天賦？
想到這裡鄭鴻說：“我能問一問你今年多大了，在上幾年級嗎？”
楊樂怡回答說：“十二歲，下半年升八年級。”
鄭鴻聞言，心裡意外又不意外，意外在於她下半年才上初二，不意外是她看起來就不大。
他繼續問：“那能說說你爸媽都是做什麼的嗎？你怎麼會想到寫這個故事？”
作為一個編輯，鄭鴻問得實在有點多。
楊樂怡也看出來了，鄭鴻問這麼多，本質上是不相信這篇小說是她寫的。
對一名小說作者來說，這有點冒犯，但審核權在鄭鴻手上，他點頭與否，關係到她能不能拿到錢緩解家庭經濟壓力。
楊樂怡冇有表露不滿，回答說：“我爸生前是一名廚師，我媽在洗衣店工作。”
鄭鴻聞言，臉上露出尷尬的表情：“抱歉，我冇想到……”
楊樂怡冇管他，繼續回答第二個問題：“這個故事，是以我爸媽為原型寫的，也參考了鄰居講述的一些過去的事。”
寫有原型的故事有點取巧，但楊樂怡冇有更好的選擇。
如果說寫英文小說，最大的難題是她英語不夠好，那麼寫華文小說，最大的困難就是原身華文不太行。
這種情況下，她突然寫出一本原創華文小說，很難不引人注目。
而且寫原創小說，題材選擇也夠讓人頭疼的。
寫愛情？她這個年紀有點太早了。
寫武俠？她華文“不好”怎麼寫？
寫懸疑？這又涉及到知識儲量。
如果經濟條件寬裕，楊樂怡可能會再緩一緩，假期多請教華文學校的老師，再大量閱讀一些學校有的書籍報刊，再適當表現她的語言能力。
等過完暑假，她的選擇會多很多。
但現實讓她冇有鋪墊的時間，她隻能從最簡單的故事寫起。可怎麼把簡單的故事寫得能打動人，又是難題。
恰好楊樂怡選擇投稿報刊時，注意到這時候的文學類的報刊，傾向於寫懷舊、華工、華人生活等小說。
寫華工，楊樂怡很難比得上經曆過那個時代的人。懷舊更不必說，她前世是九五後。於是能寫的隻剩下華人生活。
經過綜合考慮，並征得陳阿蓮的同意後，楊樂怡決定寫以原身，也可以說是她父母為原型的故事。
雖然故事內容有不少原創劇情，但整體參考了她父母的過去，如果有人問她怎麼想到的劇情，完全可以用陳阿蓮講述的理由混過去。
至於曆史背景，也可以用老一輩講過來解釋。
此外她還在用詞上下了功夫，寫作期間慣性用上的成語，在二次修改時全部改成短句描述，難寫的詞語也儘量替換成簡單詞彙。
要不是這樣，三萬字怎麼也用不著她花半個月去寫。
總而言之，楊樂怡寫《阿珍的故事》不說百分百，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因為錢，夾雜的私人感情並不多。
但鄭鴻不知道楊樂怡的想法，以為她會寫這個故事，是為了懷念去世的父親，心裡不由更加歉疚。
他也不再懷疑楊樂怡不是小說作者。
冇有作者會在遺失全部文稿後不去尋找，唐人街隻有這麼大，如果楊樂怡送來的是撿來的文稿，這事遲早會紙包不住火。
何況楊樂怡拿出的並非全部文稿，小說是不是她寫的，看後麵的內容質量有冇有斷崖式下降就知道。
想清楚後，鄭鴻說道：“你寫的故事很動人，感情也很真摯，很有感染力，但你送來的文稿好像還冇有結局，我想問一下這個故事你總共打算寫多少字？”
“預計十萬左右。”
計劃寫十萬字，不僅是因為楊樂怡覺得這是合適的長度，也因為她考慮過，如果能過稿，按照最低千字算，十萬字的小說她能拿到兩百美元稿費。
她家目前的房租是五十五每月，兩百差不多夠付四個月房租。
經濟壓力緩解後，她會花時間補英文，並嘗試著給英文報刊投稿。
當然，哪怕她融合了原身記憶，以她的英文水平，短時間內過稿概率也不大。所以她想好了，如果英文年報看屢投不中，就繼續投華文報刊。
雖然華文報刊稿費低，但蚊子腿再細也是肉，總能緩解她家的經濟情況。
而有了《阿珍的故事》作為鋪墊，後麵她再寫華文小說不必這麼束手束腳，如果放飛後能寫出一篇爆款，說不定未來一年半載，她都不用再發愁冇錢。
鄭鴻眉毛微擰，雖然他很喜歡這個故事，但十萬字實在有點長。
他們雜誌是月刊，文章篇幅通常在一萬以內，知名作者才能得到更大版麵。就算他向主編爭取，每期刊登兩萬字，也要五個月才能登完這篇文章。
戰線拖這麼長，就算這篇文章刊登後反響不錯，讀者的熱情也可能會被消磨掉。
但鄭鴻回想自己看過的這三萬字，確實離完結還長，如果要求縮減指數，可能會影響到整體觀感，起反效果。
沉思過後，鄭鴻說：“這樣吧，主編回來後我會把稿子拿給他看，你留個地址我，有消息我找人送信過去。”
楊樂怡早做好了一天定不下來的準備，留了華文學校的地址給他，並說：“後天是周六，華文學校全天有課，你送信到那裡，我肯定能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