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關於鴉片戰爭的另類敘述（下）

關於鴉片戰爭的另類敘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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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法國人對中國也不是特彆了解，還想拉攏中國人入夥呢，提出幾條要求：第一互派公使，大家就算結盟了；第二給中國進貢天文學家，算是示好；第三讓中國派人去法國深造，學習造船和水戰，對付誰呢？當然是對付英國人了，法國自稱是“英國的老師”，隻要中國肯跟著他們學，對付英國不成問題。耆英一聽法國要往北京派什麼公使，當下拒絕，至於天文造船水戰這些東西，我們很牛逼的，不需要你們來教。法國人一聽傻了，靠這是怎麼回事啊，天上砸餡餅都不要？於是麵露猙獰：給你三條路選，第一法國派公使進京見皇帝，第二法國給皇帝送一個天文學家，第三開放天主教，不然大家隻好開打了。我怎麼聽都覺得還是選前兩條比較好，但耆英一聽就蒙了，你這三條路都是要我的命啊！前兩條他甚至都不敢跟皇帝講。思前想後，見皇帝是肯定不行的，因為法國人不肯跪啊，那就隻有跟皇上商量下開放天主教的事了。後來耆英對道光連哄帶騙帶嚇，終於交涉成功，洋教冬眠多年，總算又在中國複蘇了。

這邊英美法還自作聰明的發著青天白日大夢想欺負中國人不懂法，那邊葉名琛又是“略書數字”，除了嚴禁三國公使入城以外，對三國公使的各項要求隻有兩種回答：要麼拒絕，要麼乾脆不回答。當時英國人對這個葉名琛的作風是非常了解的，知道跟此人講理絕對講不通，而且當時廣州人民又忙著起義推翻清政府，想必葉名琛也冇空搭理他們，於是三國公使一路揮師北上，準備到上海一帶尋找彆的官員傳達修約的請求。誰知這葉名琛可冇閒著，這頭拒絕了，那頭就彙報了鹹豐，寥寥數語，隻說英國人要修約，請皇上放心，此事為臣自能搞定，洋夷若來，叫他們來見我就行。當時滿朝上下其實連“修約”是什麼意思都搞不清楚，《望廈條約》裡關於修約的內容早被他們忘得差不多了（本來就也冇記住），可見“喪權辱國”這種說法是嚴重失實的，至少對清廷是如此。葉名琛因是民族英雄，又平叛有功，鹹豐對其充分信任，回複說“你辦事我放心”。

這下糟了。三國公使跑到上海，會見了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吉爾杭阿頭腦還算清醒，當時正剿著長毛，知道三國公使暫時不能惹，也知道葉名琛的德性，於是提議鹹豐趕緊派個欽差同葉名琛一起處理此事，其實是想防止葉名琛獨攬大權，剛愎自用，壞了大事。鹹豐一聽這話就不耐煩，把吉爾杭阿大罵一頓，吉爾杭阿冇辦法，隻好轉告三國公使：老大叫你們找葉名琛處理此事。三國公使剛從那裡過來，怎麼可能再回去呢，於是繼續北上，到了天津，離皇帝老子也越來越近了。這回隻出來兩個副科級乾部接待公使，一句話：修約我們管不了，老大請你們再去找葉名琛。這時三國公使終於體會到什麼叫“踢皮球、打太極”了，雖是憤懣，卻又無計可施，修約至此又不了了之。三國此時已達成共識：對付中國，不動點武力是不行的。

但列強們此時都處於師出無名的狀態，因為這次修約僅僅是“騙約”，所以他們都在等一個名正言順的切入點。1856年，這回是真到《望廈條約》修約之期了，來的美國公使正是林則徐的洋醫生伯駕。伯駕聯絡英法公使一起去修約，但英國公使認為去了也白去，何況英國的“修約”性質本來就類似用棒棒糖誘拐無知兒童，真誘拐成功了反而落下話柄，所以雖然他們很想痛揍中國一頓，但不打算利用修約問題大作文章。法國公使稱冇有收到政府指令，暫不行動。這回美國單獨來修約，由於合乎法律，倒是理直氣壯，但美國始終繞不過葉名琛這道坎，而葉名琛仍是采用先前的兩條秘訣：踢皮球加拒絕。這還真是前所未聞的外交手段，不過伯駕倒是冇有調兵譴將跟大清大乾一場，他就像英國人當初放棄了入城一樣，放棄了修約。伯駕跟當年一樣敏銳，他知道中英上次因林則徐決裂，這次還得因葉名琛決裂，到時再坐收漁利也不遲。

就在洋人們對大清的不滿逐漸積累到頂峰時，亞羅號事件發生了。中學曆史知識比較紮實的應該記得，我國教科書把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原因歸結為亞羅號事件與馬神甫事件，對這兩件事語焉不詳且定性為“英法入侵中國的借口”。而香港的教科書歸納了四個原因，除了以上兩件事，另外兩件就是“入城問題”和“修約問題”。事實上，列強們正是由於“入城”和“修約”問題而積累了大量怨氣，而亞羅號事件僅僅是怨氣的爆發點而已，大陸的教科書卻不能如香港一般客觀，有意忽略或淡化了前兩件事，下三濫賴皮狗式的“反入城鬥爭”在教科書裡更成了什麼了不起的重大勝利和反帝鬥爭，和一百五十年前愚蠢清廷的想法彆無二致。

亞羅號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有爭議。亞羅號為在香港注冊的船隻，葉名琛當時認為船上有一名海盜，將一船十二名中國人全部緝拿，並且扯掉了船上的英國國旗（爭議點就在這裡，葉名琛堅稱中方冇有扯英國國旗，另外也有學者認為亞羅號的執照已過期，法律上不能再掛英國國旗，所以扯掉了也不算是對英國的侮辱，還有觀點認為船上並冇有所謂海盜）。這件事本來可大可小甚至可無，但當時的英國海軍上將包令和駐廣州領事巴夏禮對“入城”這口惡氣已經憋了快十年了，他們想要的就是小題大作，不僅要求中方立刻釋放船上的水手，還要向英方道歉。英方的要求其實相當無理，因為葉名琛緝拿的罪犯是中國人，按雙方條約，領事裁判權是不起作用的，而葉名琛非但冇有抓住對方的把柄據理力爭，反倒把人給放了（主要是太平天國運動勢如破竹，鹹豐下了命令，讓葉名琛儘量不要再開戰端，不然估計放人也是冇戲的），但是拒不道歉，總而言之，麵子最要緊，其它可商量。

葉名琛還冇看出這回英國人就是來打架的，於是就為了這麼一句道歉，廣州又被英軍蹂躪了。真開打之後英國人倒也不提道歉這碼事了，一句話：讓我入城。這時葉名琛雖然兵敗如山倒，但他一聽，什麼呀，原來英國人隻是想入城啊！葉名琛過去的經驗使他深信一點：在入城問題上，英國人玩不出什麼花樣來，這次一定又是鬨一鬨就滾蛋了。這時他還認為英國人隻是來嚇唬他的，隻要挺一挺就好了，於是彙報鹹豐說打了大勝仗，還乾掉了英軍的總司令，鹹豐則批示說：乾得好，不過也彆把英國人逼急了，等他們來悔罪時給個台階下就行了。當時曾有大臣秉明實情，結果鹹豐回複說這是英夷“造言聳聽”，令該大臣“勿為所惑”。此後葉名琛派人去香港收集英國的情報，不過他犯了個大錯：他自己對鹹豐撒謊，手下又怎麼可能對他說實話呢？搜集回來的情報不是英國被俄羅斯痛揍，就是英國被印度痛揍，要麼就是財政緊張、入不敷出、經濟危機、失業狂潮、工人罷工，總而言之一句話，英國日薄西山，即將完蛋。這下他更堅信英國人玩不出什麼花樣，乾脆連戰備都不做，還要士兵不要開炮還擊，夷人“天黑就走”。直至英軍破城，葉名琛正好出去燒香，冇給英國人逮到，英國人又兵力不足，暫時撤出廣州，葉名琛更相信對方是來唬人的。就在這種信念的支撐下，葉名琛出乎意料的鎮定，後世戲稱其為“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將軍”，一直到他被英國人抓走為止。

對於本國軍艦在廣州的行動，英國議會認為是“濫用武力”，投票要求英軍撤軍，結果強硬派的外相巴麥尊解散議會重新選舉，並在大選中大勝，不然英國要是真的撤軍了，葉名琛可又要成民族英雄了。後來由於此人一手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鹹豐對他的態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民族英雄一下又成了千古罪人，不可不說是諷刺。其實葉名琛“六不”倒也有原因，當時內戰打得正凶，軍餉都發不出來，人家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啊，與其說葉名琛是真的相信英國“開幾炮就走”，還不如說他是無奈之下，大搞自我催眠呢。

姑且把時間軸往前拉一年，回到馬神甫事件上。當時根據中外條約，洋人隻能在通商五**動，其它地區依然處於洋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狀態，法國神父馬賴同誌卻闖入廣西傳教（教科書上說此人是無惡不作，廣西是“依法處理”，於史毫無根據，純屬胡扯），結果被就地正法。按雙方條約，發生此類事件，應先將人送至附近領館，再作處理，絕不可上刑，更不能殺頭了。法國這回是理直氣狀的要找中國討個說法，要求的僅僅是賠款和道歉，偏偏兩廣總督又是葉名琛，兩個字：拒絕，結果馬神甫事件又成了懸案。

美國要求修約，英國要求入城，法國要求賠償道歉，全都卡在了葉名琛這個硬角頭上，統統成了懸案，所有的不滿在1856年完全爆發了。不過美國雖然很想揍中國一頓，但當時黑奴問題鬨得正凶，而且第一次鴉片戰爭又得了甜頭，你們上去打，我負責事後出來嚇人就行了，於是不肯發兵。法國其實也想再沾一次英國的光，但一個國民被殺又得不到說法，再不出兵就說不過去了，隻好跟著英國一起上。而俄羅斯對中國眼饞已久，此時也跳出來興風作浪，準備坐收漁利。

於是乎，一支英法聯軍，承載著英美法俄這四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野望，向著廣州進發了。

廣州瞬間破城，葉名琛被捉走。鹹豐收到奏折，頓時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怎麼我們一直勝利勝利再勝利，突然就破城了？於是批閱道：覽奏實深詫異！

英國跟中國打交道，累積了不少經驗，其中一條就是：你就是搗翻中國的半壁江山，大皇帝也不會在乎的，必須直接搗他的家門。這時距第一次鴉片戰爭已近二十年，天朝諸臣早就忘了洋人打仗到底是什麼樣的了，結果等號稱最強的大沽炮台慘遭秒殺，鹹豐還在那裡莫名驚詫。怎麼辦，簽約唄，簽完約吃飯，這回清廷還覺著這四個是連體嬰兒，對冇參戰的美國和俄羅斯也是有求必應，結果美國又白撈一個條約，俄羅斯也狐假虎威，正式進入中國，法國和英國更是冇的說了。順便一提，這回主持工作的仍舊是耆英同誌，鹹豐覺得此人和洋人交情應該大大的好，說不定可以討點便宜，誰知廣州破城時，英國人便從衙門公文裡查清耆英當年在入城問題上那套假調解、空城計的把戲，對耆英百般奚落，耆英一氣之下返回北京，留下幾個既無外交經驗又無交割權限的菜鳥官員，在談判桌上基本是任人玩弄。後來鹹豐一氣之下，賜耆英自儘，理由“擅自返京”。

《天津條約》相對之前的條約，主要變化是允許外國軍艦進入長江，允許外國人進入內地，增開通商口岸，允許外國人進入北京設立使館。綜觀兩次鴉片戰爭所簽各個條約，內容其實並無什麼不平等之處，大開國門本就是與時俱進，賠款屬於國際慣例，至於理論上比較出格的軍艦入江、割讓香港、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這四條，軍艦入江隻能怪清廷無能，長年內戰，無力保護外僑，那就隻好讓人家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割讓香港則是因林則徐兩次給所有英國商人斷水斷糧，說到底還是安全問題；領事裁判權蓋因中國文明程度太低，法律極其野蠻，外人不能接受；至於協定關稅，就隻能責怪那些敲詐勒索外商的貪官了。

當然了，方式是極其不平等的，法律上仍稱其為“不平等條約”。但這樣的不平等也是中國自己招來的，若是中國能早點放下身段，先擺出一點平等的姿態，本來也不會無端遭此命運，除了俄羅斯與日本確實野蠻以外，英法美大體上都是講道理的，而中國若能早日和洋人平等互待，學習對方的先進技術，日後更不可能任俄羅斯與彈丸之地的日本宰割。薛福成這些第一批出使西方的人，目睹中西方的巨大差距，傳統觀念逐漸崩塌，敏銳的指出：西方人對中國人以誠相待時，中國人想的從來是怎麼再多撈點小便宜，而當西方人轉用武力威脅時，中國人馬上就妥協退讓。事實上，清朝的曆史就是這麼個循環：因自己的自大和愚蠢惹怒洋人被揍簽條約清廷不肯執行再次惹怒洋人，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一直持續到1900年庚子之戰，上國的威儀終於被揍得蕩然無存。這段期間內，中國在某些方麵得到了長足的提高，而唯一失去的，大概就是虛浮的皇家尊嚴和那不能為人民所分享的所謂“主權”了。

現在故事還冇發展到1900年，所以皇家的尊嚴還是暫時不能丟的。根據《天津條約》，簽定之後，外國使節應進京換約了，這是所有的殘酷現實裡最讓鹹豐慌張的外國人要進京麵聖了，而且不會三跪九叩！這是對遺續千年的那點帝皇威望和“萬國來朝”之類夢囈的最致命的一擊，也是鹹豐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鹹豐恐慌到了什麼程度呢？他甚至想以鴉片合法、取消一切關稅、再多賠幾百萬兩白銀為籌碼，阻擋洋人進京麵聖，後來又想在上海換約、在海上換約，千方百計阻撓，足見皇帝心中的價值取向一切現實的國家利益，都可以對其皇者之尊讓步隻可惜戰敗者在談判桌上是冇有發言權的。此時鹹豐親自主持外務，但水平實在不比葉名琛高竿多少，他所能使的那點計謀，無非就是“先派鄉勇與夷交戰，朝廷再出麵調解”之類老掉牙的帝王權術，滿腦子柔遠羈縻之類安撫藩屬國用的老套路，殊料洋人根本就不吃鹹豐的智庫裡所保存的任何一套方案。這種完全超越自身理解範疇的危機，再加上他那阻止洋人入京的莫名其妙的堅持，此時的鹹豐可以說是大腦短路，行事作風已完全不可理喻，鹹豐帝本人成了繼林則徐、葉名琛之後的第三個二百五，而且他的二百五行為直接導致了“萬園之園”圓明園的被焚。

《天津條約》上雖然有鹹豐親筆簽名，但清廷朝野上下，竟把該條約當成一紙空文，僅作“緩兵之計”，負責簽字的桂良上奏說：“此時英、法兩國和約，萬不可作為真憑實據，不過假此數紙，暫且退卻海口兵船。將來倘欲背盟棄好，隻須將奴才等治以辦理不善之罪，即可作為廢紙。”鹹豐覺得此計甚妙，隻待時機一到便可執行，這樣舍桂良一人，便可阻止洋人設公使駐京。可洋人又哪會理會這種丟車保帥的伎倆，這分明是想再討一頓打。洋人堅持進京換約，鹹豐又規定人數不得超過十人、不得坐轎、不得列陣儀仗、換約後立即離京。但老外們早看透清廷那點心思，這次來就是想教育教育朝廷“你們在世界上到底排老幾”，得到的指示是拒絕一切貶低使節身份的接見儀式，為了保證這一點，必須有海軍隨行護航，因此對鹹豐的要求一概拒絕。鹹豐決計不能讓彆人看到自己和洋人“平等相待”，折損了威嚴，於是指示清廷唯一的一員悍將僧格林沁：若洋人不肯按照藩屬國朝貢的儀式入京，可以“悄悄擊之，隻說是鄉勇，不是官兵”，並且堵塞航道，讓洋人走北塘繞一個大圈進京，若洋人不從，則可“師出有名”。

天知道這時鹹豐的大腦裡到底在想什麼。英國人把船開到大沽口，發現航道受阻，想上岸又被民團阻擋，中方解釋說：此地冇有政府官員，也冇有軍隊，隻有這些自發組織的愛國民兵團。僧格林沁曉諭公使改道，當時英法堅決不從，要求清理航道，美國則答應繞道而行（因為中美條約之間根本就冇有換約的協定，其實本來是不能換約的，但就像前幾年修約事件一樣，清廷無人懂法，冇人看出這點，所以美國公使不敢得了便宜又賣乖，馬上見好就收），於是美國公使又被“民團”允許登陸，接著被幾個乞丐用騾車拉到北京，又遭軟禁數日，而且約還冇換成，皇帝冇見著，後來又被拉回北塘，終於換了約。此事被西方各國視為“奇恥大辱”，這就完全屬於中國自己背信棄義，皮痛找打了。而英法兩國在大沽口乾耗數日，連個政府官員都見不著，隻有一堆“民團”，其實這種破綻百出的伎倆哪裡瞞得了外國公使，而清朝政府甚至全體大清子民，長期以來卻沉迷於自己的這些“小聰明”裡，結果給列強們留下了一個印象：愚蠢、自作聰明、毫無榮譽感。

後來英法決定人力清通航道，直驅北京。這幫人正乾得熱火朝天呢，大沽炮台卻是連半個清兵或民團都冇有表麵看來是如此，其實人家僧格林沁正埋伏著，準備按鹹豐指示，給這些不肯改道的洋夷們“名正言順一擊”呢。後來一些英國將領承認：他們知道清軍埋伏在那裡，但根本冇把對方放在眼裡。這回他們可是大錯特錯，僧格林沁可說是繼林則徐之後第二個正兒八經能辦事的大員，在腐朽的清廷裡可算是珍獸，此人**出的軍隊絕不可與英法之前遭遇的腐敗軍們同日而語。結果大沽口之戰，英法大敗，捷報傳回京城，朝廷裡已是一片歡樂的海洋，而英法兩國暴怒不已，南下調兵遣將，此舉又被朝廷看作對方認輸投降的信號，於是覺著自己的軍事實力好象瞬間上了好幾個台階，這下事態總算是“正常發展”了。鹹豐覺得這時差不多該“恩威並用、柔遠羈縻”了，於是和僧格林沁玩起了紅白臉的把戲，又擺起了天朝上國的譜來，宣布中英和中法《天津條約》作廢，不過念在洋夷恭順，若肯“自悔求和”，可按中美《天津條約》另立新約，換約在上海進行。

英法當然不會“自悔求和”，第二次卷土重來時，清軍手裡那點燒火棍又不夠看了。等到發現事態不妙時，鹹豐又慌了（一個人不知是如何完成如此大起大落的心理轉換而又屢教不改的），於是又耍起了小聰明，派人每天給英法發去照會，內容都差不多：你們怎麼來打我們呢？這是誤會一場啊！快來北京換約吧，我們等著你們呢。意思就是我們大家就當大沽口之戰從來冇發生過，坐下來好好談吧。說實話，鹹豐自覺這封信“暗藏巧機”，相信聰明人一定“一悟就懂”，英法卻偏偏不是他這等“聰明人”，覺得這些照會簡直是莫名其妙。英法還是自打自的，等到大沽炮台完全淪陷後，清朝終於改口了：彆打了！我們投降

這次來當然就不是天津條約那麼簡單了，大沽口之戰的帳也要好好算一算。後來英國派出巴夏禮和威妥瑪談判，本來所有條件都談好了，結果鹹豐一看：媽呀，又要進京，還要帶一千衛兵！這還得了，鹹豐這回是徹底犯甩了，他想起古訓：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於是指示僧格林沁俘虜英國使團一行39人，準備以此為人質，與英法談判。襲擊使團，國際法之大忌，世界震動，打，打死他丫的！聯軍一直挺到了北京城外。大清也震動了，這種情況是聞所未聞啊，鹹豐仿佛都能感覺到自己的龍椅在震動，但死到臨頭了，居然還在嘴硬，後來跟英法談判，一句話：什麼都可以談，使節進京的問題絕對不能談！

不能談就繼續打。此時法國得到情報，皇帝在圓明園休假，於是派兵前往，大潰清軍，但是皇帝不在，結果撲了個空。法國人一入圓明園，虎軀一震，媽呀！長這麼大冇見過這麼多寶貝！這真的是在中國嗎？法國人二話不說，馬上動手洗劫，可惜人手有限，冇能洗完。周邊淳樸的大清子民聞訊而至，終於將圓明園洗劫一空，順便放了把火請注意，圓明園的第一把火是中國人放的，隻不過手法太不專業，殺傷力有限，至於第二把火還得過會兒再說。仗都打成這樣了，連皇帝的彆墅都給打殘了，鹹豐隻得放下自己那點可憐的堅持，終於答應了外國公使的一切要求，包括入京麵聖。

不過外國公使最後還是冇能見到鹹豐，因為鹹豐一口氣咽不下去，掛了。看來看去，第二次鴉片戰爭打響，除了有葉名琛的自負以外，事情發展到這種程度，鹹豐皇帝也是“功不可冇”。不過對鹹豐來說，這種堅持也算是有道理的，因為自古以來，還冇說是哪個藩屬國的使節見了皇帝可以說是不用三跪九叩的，這禮數要是壞在了鹹豐這一代手上，那可是前所未有、聞所未聞的千古之恥、萬世罵名啊，無論如何他也要保住這點麵子，以至後來鹹豐鬱鬱而終，給人的感覺便如“殉道者”一般。而對諸列強來說，他們是無法理解鹹豐這種心態的，對他們來說，兩國交往，就該平等相待，清國雖然戰敗，之後派官員出使國外時，外國也是以禮相待，偏偏中國的皇帝把他們當成藩屬國，其最重要的標誌就是逼使節向皇帝下跪。這跪禮之爭從乾隆時期開始算起，已持續大半個世紀，到鹹豐這代總算是劃上了記號。

更令人震驚的事發生了。英法要求中方釋放使團，於是巴夏禮等一行39人，不對，是19人，被放出來了。這19人的狀態用三個字形容叫“半條命”，剩下20個乾脆被大卸八塊。這簡直是莫名其妙，中方本想拿使團做談判籌碼，結果還冇談完就先行撕票了，說到這裡，我已經不知該怎麼解釋清政府的行為了。總之，友邦莫名驚詫，英法一商量，這口惡氣忍不下去，不給個迎頭痛擊是不行了，一定要在皇帝頭上撒泡尿。後來兩國產生了分歧，英國說要燒圓明園，法國說燒那有球意思，不過是個皇帝的度假村，要燒就燒皇宮。雙方爭執半天，最後英國說服了法國，於是大隊人馬殺進圓明園，這回是專業縱火隊，圓明園基本所剩無幾。

這裡要順帶一提的是中國對國際法的理解。鹹豐死後恭親王主持外務，反正聯軍打到皇城根下，說什麼也得服了，不過恭親王發現一點：洋人和過去那些藩屬國很不一樣，簽完條約之後居然能照之執行，說撤軍就撤軍絕不拖延，也不多討小便宜。而這些人又處處以所謂“國際法”攻擊大清，大清自該以對方最重視的“國際法”回擊。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中國人終於接觸到了中文版的《萬國公法》，這距離林則徐上次詢問伯駕有關“領事裁判權”的內容已經過了二十多年了。但是清廷學習了國際法後，隻想以此對付洋人，從來冇想過要自己遵守，這種務虛的態度使得清政府不可能有太高明的法學造詣，在談判桌上依舊慘虧給對手，無論勝仗敗仗，一旦簽起條約，永遠都是中國吃虧。再加上後來西太後獨攬大權，簽約之事總被個彆人的意見所左右，雖然民間有人指出“外國這不合法那不合法”，中國完全不必退讓，但腐朽的清廷卻毫不理睬，而民間又不能怪罪皇上，隻能怪罪外國，使中國人逐漸產生一種觀點：國際法是強國用來欺負弱國的工具。這種理解一直流傳至今。

圓明園第二次被燒已經是四十年左右後的事情了，這回縱火的是八國聯軍。關於拳亂，中國史學界的有識之士早就要求撥亂反正，冇辦法，義和團做的實在是太過分了。但也有人為義和團辯護，說是“外國侵略在先，義和團排外在後”，這種說法不值一哂。且不說“侵略”有一大半是中國自找，義和團所謂的“排外”行動，幾乎不殺外國人，專殺中國人，毀壞洋貨亦是對私人和公共財產的嚴重踐踏，從仇視洋人發展到仇視洋紙、火柴甚至鐵路、電線杆，嚴重阻礙國家建設和科技進步，及至後來揚言要攻擊外國使館，等真招來洋人後又不戰而敗，除了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不斷招致災難，於國於民無半點利處，哪有半點“排外”的樣子？這樣的愚昧暴民、烏合之眾，居然被中國的教科書奉為民族英雄，我又時常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隻能理解為：教科書的編者和義和團其實是一丘之貉。

中國教育界所灌輸的另一個著名謊言叫“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其實明眼人一看便知這種說辭明顯是典型的中國式小聰明，除了討點**的便宜之外再無實際意義，若是一般人吵架倒還說得過去，對務實的外國政府來說是根本不可能做出如此有失體麵之事的。事實上過去租界公園本來隻有“自行車與犬不得入內”的規定，但中國人一到公園，大聲喧嘩，摧花折木，以至後來隻好另建公園供華人遊玩，原先的公園則另加一條規定“華人無西人陪同不得入內”。說到底，完全是個素質問題，西方人本來並不歧視中國人，偏偏多數中國人的行為至少在公園裡與狗無異。這不消我說，其實現下仍是如此。後來中國人乾脆自貶為狗，硬把兩條揉在一起，說是“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借以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義和團以及現今愛國人士之類所謂“排外”運動、“抵製”運動，也是受此類自作踐的謊言影響。

我曾見到一段文字，異常精辟：“或雲，彼國侵占我國土地在先，我民折花攀木在後，縱有不是，尚屬小過，遠不及帝國主義之危害流毒深遠雲雲。殊不知若行國士之行，人便以國士待之；若行蠻夷禽獸之行，人便以蠻夷禽獸待之。不能自重，枉要人重，豈非貽笑大方”。事實上，中國長久以來的悲劇，原因正在於此，一方麵愚昧閉塞、弱小落後，一方麵卻又自作聰明、自以為是，這兩點結合，使的中國對外來文明、外來人士都充滿排斥感，以至“全民弱智”。反觀中國的鄰國日本，在國門被炮火打開之後，立即打出“文明開化”的旗號，知恥後勇，勵精圖治，使兩國的命運在未來發生根本性的差異。人常說“落後就要挨打”，中國人卻始終將“落後”理解為拳頭的力量，其實文明的落後、觀念的落後，才是中國挨打最根本的原因。到今天，中國除了經濟與科學技術有所進步，愚昧閉塞、弱小落後、自作聰明、自以為是這幾點，相對清朝而言幾乎冇有實質性的改變，對現代文明規則毫無尊重接納之意，對外國仍視其為亡我之心不死，對本國的理解也不過停留在“風水輪流轉，鹹魚也翻身”的水準，事實上，從清朝的故事裡，我們還是可以看出大量現今現實的影子。

對於這種停步不前，筆者認為，當權者要負起主要責任。記得幾年前袁偉時曾有一篇文章《現代化與中國的曆史教科書問題》刊登於《冰點》上，指出教科書中關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庚子之亂的諸多硬傷，結果竟引起朝廷關注，導致《冰點》停刊整頓，足見當今聖意。就如鹹豐可以為了個人的九五之尊放棄所有白銀和領土一樣，對某些人而言，當現代文明威脅到皇權之時，保持中國人的這種低智狀態也是相當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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